武向荣 | 大数据时代美国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改革创新
作 者 简 介
武向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价与督导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 要
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正成为美国教育财政改革的趋势。有别于传统教育财政拨款仅注重教育投入端、未与教育产出结果挂钩,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将预算与可衡量、可验证教育结果的实现联系起来,要求政府部门依据证据水平分配项目资金,教育支出必须以循证干预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实施严格的项目效果评估,从而有力地提高了政府配置资源效率和使用效益。以此为鉴,我国需推动结果导向的教育预算绩效管理模式,重视评估在预算管理中的应用,加强大数据库建设并支持教育循证研究,逐步形成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决策理念。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结果导向;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效果评估
循证预算(Evidence-based Budgeting)是近年英美等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主流趋势。循证预算将证据和绩效信息纳入预算编制过程,促进研究和证据的使用,为项目资助决策提供信息。国内外学者从多维度、多视角、多领域着重探讨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机理、实现路径及效果与问题。一是在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作用机理方面,卓越等认为循证管理使用的绩效信息来源更广,管理工具和流程不同,更能体现民主意涵,有助于提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刘骥认为美国“力争上游”竞争性拨款项目从多个维度和视角加强政策实施与管理中的问责制与评估体系,可有效地使财政手段效率得到最大化。二是在预算绩效循证管理实现路径上,胡建美等针对财政环保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提出重点项目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或循证法,采用实践循证方式,从实践中提取一手“证据”,还可对一些项目运用分层证据拨款等循证法;张兴在其博士论文里建构了适用于非常规预算绩效信息使用的循证管理机制,阐述了非常规预算绩效信息生成、评估和使用的流程和方法。三是在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成效及存在问题上,凯西(Kathy)总结了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多年实施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经验及问题,认为OMB在建设和使用证据设计结果导向项目、加强机构评估能力以及运用跨机构数据联动项目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存在证据基础设施薄弱及缺乏制度化流程等问题。四是关于循证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证据分级分类、最佳证据生产和运用、证据评估与整合及证据资源库建设等,该方面研究较为丰富。
总体看来,关于循证教育政策的研究相对充足,但针对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研究,尤其是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然而,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短板,预算执行效率不够,预算监督不够有力,管理手段不够先进,距离现代预算制度距离较远。对美国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发展动向、特征及我国借鉴等研究,有其及时性与必要性。
一、研究缘起
在大数据时代,预算循证管理成为21世纪以来美国教育财政政策改革的趋势。2015年出台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要求州、学区或学校实施“基于证据”的活动、策略或干预,统称为“干预措施”。基于循证干预(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的财政政策,要求教育投入必须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和循证干预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联邦政府优先资助有证据的实践或项目。区别于传统教育财政拨款仅注重教育投入端,未与教育产出结果挂钩,循证资助的主要特点是联邦政府将拨款与可衡量、可验证结果的实现联系起来,要求政府部门依据证据水平分配项目资金,重视循证干预、数据监控和绩效评价。小布什任期,联邦政府吸纳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基于证据、结果导向的教育预算管理改革,特朗普、拜登延续并加强了该项措施。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持续蔓延全国各地,美国联邦、州和地方预算发生重大变化,迫使决策者努力寻找应对财政收入急剧减少情况下新的拨款模式。预算循证方法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结果优先倡议”(The Results First Initiative)诞生于2008年经济衰退时期,是基于证据的创新的决策方法,曾帮助政府投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计划。面对新的全球经济衰退,这种决策方式将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在疫情防控期间,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之际,美国各级政府迫切寻求如何优化投资并获取更好的结果,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方式有效提供了分配有限资源的框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正在据此做出更睿智的预算决策。
二、改革背景与动向
(一)从教育预算绩效管理到教育预算循证管理
美国零基预算法(Zero-base Budgeting)与绩效预算法(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对预算工作有一定帮助,但由于绩效目标设定和评审缺乏客观依据、指标设计操作难度较高等原因,这些举措仅对制定资助政策方式产生有限的影响。许多州和地方面临持续的预算压力,如何有效使用纳税人的资源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教育财政减少的情况下,还要办好教育,美国联邦政府致力于追求教育投资的有效性,循证资助改革应运而生。联邦教育部要求,学校改革的干预项目必须基于证据,而且,部分拨款项目要求学校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必须具有高水平证据做支持。联邦政府将越来越多投资重点放在基于循证结果的计划、策略和实践上,要求教育支出以循证科学研究为依据,能够为机构或部门带来绩效报酬,提升重要教育计划有效性、影响力,同时减少低效或重复性支出。
较早明确将财政拨款与教育成果挂钩的法律政策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为将学校拨款与考试成绩挂钩提供了框架。该法案尽管受到广泛诟病,但推动了绩效管理理念。奥巴马任期,许多州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财务挑战,政府积极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预算管理创新,重点要求联邦教育部依据证据分配项目资金,主要涉及基础教育改革创新、薄弱学校改进、弱势群体资助、教师和校长绩效激励等领域。2009年国会签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建立了投资创新基金以支持创新实践的实施。该基金的创新投资计划(Investing in Innovation Fund: I3)是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标志性的循证资助计划,将核心教育改革领域拨款与有效的严格证据联系起来。2015年颁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SEA),进一步提出简化联邦项目数量,优先资助基于证据的教育项目,即具备证据证明项目能够产生效益。ESSA也五十多次提到“基于证据”,大部分都指竞争性资助项目。
特朗普时期,教育财政改革两大目标旨在增加地方权力和责任、扩大家庭选择教育自由权,同时,继续减少教育财政投入以支持国防和公共安全。总统2021财政预算提议的重大变化是将大多数ESEA计划和竞争性资助计划合并为一个灵活的公式拨款,统称为“中小学弱势群体教育资助金”。近期教育部财政战略计划的重要目标是继续支持州、地方、学校实施循证战略和实践,要求中小学弱势群体教育资助、地方教育资助、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绩效奖励、州特殊教育资助等重要教育拨款与循证战略和实践挂钩。循证预算逐渐成为美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继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等之后,科罗拉多州、明尼苏达州、犹他州等多个州也于近期立法实施循证预算。
(二)从教育经费投入“均等性”到“充足性与公平性”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基础教育财政改革经历从横向均等到纵向公平、输入均等到输出公平这一平等理念的嬗变,即向所有学生提供同等水平的教育资源到不同特性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对待、从资源输入均等到结果输出公平。“公平而又充足”的理念深刻影响着美国基础教育的财政政策,使之在教育财政拨款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寻求测算拨款充足的方法成为必然。多种测算教育财政拨款充足的方法蜂拥而至,其中,预算循证管理方法得到较多州的认可。例如2017年,伊利诺伊等州开始系统运用循证资助模式(Evidence-Based Funding,EBF)为学区拨款,旨在确定为该州每个学生提供合适教育所需的资金水平。基于证据的资助模型将资源投入与学生成果联系起来,客观分析一个地区最佳实践所需整体资源配置及资金供给。EBF对每个孩子的需求都很敏感,还统计家庭经济收入低、有英语学习需求、有特殊需求的“高风险”学生所需的成本,确保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
将EBF的方法与美国较多州的拨款方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传统方法忽略了学生受教育应需经费,决策者仅根据该州可负担资金确定每名学生的拨款额度。EBF基于州学生总数、各个学区社会经济人口和特殊需求人口,以及其他成本因素,通过基于循证研究的“最佳实践”成本确定生均支出。其主要特点是,依据循证研究结果显示资金需求予以拨款,其结果是各学区所获取资金水平将各不相同。拥有较高英语学习需求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人口的学校,将会自动获得满足该类学生教育需求所需的额外经费。
(三)从教育财政被动问责转向积极绩效问责
传统按需拨款公式未与教育产出成果挂钩,各州所获款项数额与其实际改革效力、教育质量提升程度、学生表现并无直接关系。此次改革试图将教育部门问责制度化,循证资助代表一种财务工具,可确保所有相关者遵守标准,并为当局提供实现标准的强大反馈机制,激励目标柱不断向前推动,从而将教育系统置于理想的改进周期。循证管理模式重新定义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治理关系,传达联邦教育部最新财政治理理念,即从管理手段向结果目标导向转型,从事后惩罚向事前激励转型,从政策监督转向能力与创新建设。因此,循证管理是一种积极的绩效管理模式,避免了传统上政府只管投入,不问过程、事后评价并追责的消极管理模式。
循证管理策略促使政府对所资助项目的绩效承担更多责任。循证管理模式通过可证明的结果为导向进行资源分配,实施过程性监测、反馈、校正或第三方监督评估,能够更好地进行问责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些对政府尤其具有吸引力。循证管理以成果为导向激励“积极绩效管理”,即实施者通过对监控和不断完善项目绩效的承诺,确保按计划实现成果。评价体系和数据监测可促进“主动绩效管理”。利益相关者通过信息丰富且具有校正功能的监测评估系统,不断完善干预绩效,对提高结果至关重要。(四)从政府传统经验判断到基于数据证据精准决策
循证管理模式帮助政府系统内更广泛地推进基于证据的决策和战略思考。大多数循证实践和项目都有共同的目标,即力图推动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使用证据的方式,帮助政府建立“证据能力”。美国国会与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指导联邦教育部制定证据计划,重视联邦教育部评估活动,实施联邦教育部证据建设能力评估,以此建立持续的证据学习及提升的循证文化制度与数据基础设施。有证据显示,比起传统管理方式,持久性更强的是政府内部对绩效目标的讨论引起的态度变化。并且,政府对提供和评估公共服务的看法也得以改变,如越来越重视收集数据并监测学生的成果。
循证管理模式旨在促进持久的变化,为持续学习提供了机会。通过对问题根源的数据驱动检验以及对学习的重视,可以将循证资助项目推向新的高度。许多现有的循证项目并非仅在项目结束后评估,而是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按指定的时间间隔衡量结果,从而创造了持续学习及改进的机会。政府、学校、社会有机会接收和响应基于数据的反馈,了解模型如何运作,有助于根本转变绩效观念,提高教育支出绩效。
三、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特征
各级政府探索将循证方法视为教育预算决策的重要依据,运用该方法评估并决定拓展、新增或减少项目。对于已有项目,建立证据基准并进行评估,根据证据水平决定是否保留或继续扩大项目,取消证据不充足的项目。对于新增项目,要求将证据嵌入项目预算中,优先资助证据充足的项目,大力资助证据有效的竞争性项目。经过多年探索,各级政府基于循证思路,逐步形成了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链条,即要求机构与部门评估证据基础,确定循证方法,实施循证干预,监测绩效过程及开展项目评估,产生新的证据并进入新一轮循证管理。概括起来,预算绩效循证管理链条有五个关键特征:
(一)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确定优先资助领域,资助证据充足的项目
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要求机构或部门运用数据分析结果确定优先资助领域,财政拨款优先或必须支持证据充足的项目。新墨西哥州立法财政委员会(Legislative Finance Committee,LFC)开发并采用了多种工具,使其能够跟踪全州范围内各机构的资助成果,以此确定本州投资计划。LFC使用州级绩效指标确定表现不佳并需要额外审查的政策领域,选择优先领域进行后续分析和评估。确定优先领域后,分析人员运用国家“可行教育策略交流网”(What Works Clearinghouse,WWC)的研究资料审查已实施项目的有效性,确定当前财政分配的优缺点,为下一步预算建议奠定基础。例如,LFC观察到新墨西哥州儿童的识字率一直较低,通过数据研究确定潜在的原因,提出有严格证据研究支持的项目并纳入预算,几年后,跟踪结果显示了该项预算决策的有效性。
政府依据证据等级予以拨款。联邦教育部制定“使用证据加强教育投资的指南”,将循证干预的证据按照统计学显著水平划分为三种:高水平证据、中等水平证据、具有可能性的证据;另外,运用高质量研究成果或评估结果证明干预效果,也可作为证据(见图1)。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国家资料交换所,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审查和汇总,根据证据水平对项目进行评分。联邦教育部对于一些竞争性项目,根据证据严格程度、采用“梯级拨款”模式分配资金,有严格证据证明有效性的干预措施列入第一梯队,证据不充分的列入第二梯队,小型实验创新项目可列入第三梯队,如果探索成功了,可继续申请第一、二梯队。分层证据拨款计划的目标是确定可复制的、基于证据的服务模式。根据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关于证据与创新的备忘录,该计划的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模式随着证据逐步升级并变得更强大。
图1 《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梯级证据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n-Regulatory Guidance:Using Evidence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Investments整理而得。
(二)建立结果导向预算绩效目标,要求结果可衡量及可验证
政府要求机构或部门建立清晰、可衡量的项目结果目标,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汇报进展,从而可以跟踪成果进度和实现情况。项目遵循了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即如何通过活动和产出产生预期的结果。强有力的变革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实践或项目的结果目标明确且可测量。输入(Input)、输出(Output)和结果(Outcome)是不同级别问责变量,输出是过程度量,而结果则传达随着时间推移,项目对参与者或系统的影响。以教师培训为例,输入是设计规范的组成部分,包括教师时间、课程等,输出和结果都是绩效规范的组成部分,包括教师培训数量、课程完成数量及参加培训教师数。结果是输出的成效,即经过培训,教师所授课班级的学生成绩是否有所提高等。
确定为特定结果需提供资金额度,评估该结果对政府的价值,即结果的价值是多少,对谁有价值?一些结果可能短期收益小,但长期收益高。通常,教育实践或项目的长期收益(如增加收入或减少犯罪)可能大于近期收益,但不确定会产生多少收益。有研究表明,减少留级学生数项目,从近期看会直接减少学生的支出成本,包括与复读相关的所有费用;从长期结果看,减少留级学生数可能与增加未来收入、减少犯罪等关联。还有研究表明,提高三年级学生阅读能力的直接收益表现为,能够减少低于年级平均水平学生所需额外阅读辅导或其他相关辅导服务的成本;从长期结果看,三年级阅读熟练的学生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学业,且未来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三)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体现成本最小化且能够带来收益
申请项目的机构或部门需对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s Analysis,CBA),即将干预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联邦教育部资助的竞争性干预项目必须全面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部分州开始使用该项分析。干预成本指提供干预所需资金,相对容易计算。收益计算通常更复杂,需要获取有关干预措施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的信息,而且,利益可以累积到多个参与方,包括参与者、政府和社会。例如,如果一项干预措施减少了青少年犯罪,则参与者受益于不入狱,政府受益于减少了犯罪者入狱成本,而社会将从犯罪率降低中受益。最后,CBA通过使用折现率转换未来成本和收益,干预实施者将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开发最终的财务模型。
美国华盛顿州公共政策研究所设计了成本—收益基础模型,计算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净现值,对投资的预期价值进行经济计算。在此模型中,项目净现值NPV是y年项目Q成果数量乘以y年成果单位价格P,减去y年成本C。该值的生命周期从参与者平均年龄(Tage)开始计算,持续到未来评估范围内的N年。未来价值用现值折扣后表示,折扣率用Dis表示,公式如下: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计算出效益成本比B/C,如下:
有研究估算了华盛顿州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对个人和政府收入的净收益。按参加课程后前10个季度(2.5年)和65岁以前两个阶段计算成本收益。估计结果表明,计划参与者将获得可观的回报。中等职业教育参与者培训期间所得收入高于不参加者,而且,即使在短期内也能获得正收益,因为参与成本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放弃收益(Foregone Earnings)为负值,政府最初两年半在该项计划上没有获得正向回报,但可获得长期正向回报。社会将从中获得很高的长期回报。高等职业教育参与者成本涉及学费和放弃收入,但即使在短期内,经济收益也可以抵消这些成本,政府最初2.5年在该项计划上没有获得正向回报,但长期可获得到正向回报。同样,社会将从计划中获得很高的长期回报。
(四)实施绩效监测与评估,改进问题并生成新的证据
监测与评估是决定干预措施是否成功的关键,评估结果也是实施年度预算、绩效管理等重要决策活动的依据。机构或部门必须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成果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联邦教育部规定一些竞争项目必须实施独立第三方评估。循证拨款模式形成一个闭合绩效评估环,事前进行可行性与成本收益评估,事中跟踪干预、技术援助与监控,事后整体评估结果,数据监测一直贯穿于项目运行中。绩效评估能够为实践或项目提供严格的新证据,有助于扩大实践或项目结果的可推广性。绩效等级差的项目将终止财政预算,优等项目可直接申请预算,等级居中的项目在预算前需要提交绩效改进计划,即使用新的证据进入新一轮的循证管理过程。
为了区分干预结果是由干预措施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联邦教育部要求竞争性项目在评估设计中提供不参加干预但在尽可能多的方面与干预组相似的对照组,以显示实施干预的结果。如何确定干预组和对照组是评估设计严谨性的关键因素(见表1),按严格程度可划分为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准实验评估(Quasi-experimental Evaluation)和基准研究(Benchmark Study)。联邦教育部资助项目通常要求选择最严格的评估设计,即随机对照实验评估,当有依据证明实践或项目无法使用随机对照实验评估,才可使用准实验评估或其他方式。
(五)政府及社会高质量循证研究及数据资源建设为预算循证管理提供重要证据保障
预算循证管理以强大的循证研究、证据资源库、高质量数据平台及评估为基础。联邦教育部高度重视教育研究与创新(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Research,EIR),大力支持计划、创建、开发、实施、复制和扩大基于证据的创新。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IES)是联邦教育部设立的研究机构,其专项任务之一是支持研究、开发、传播和评估基于证据的实践,资助“可行教育策略交流网”,提供检索ESSA认可的“可行教育”行为工具和证据标准,帮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查找符合地区需要的“循证干预”措施;同时,IES还监督10个地区实验室,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合作开发和使用循证研究结果,并为循证干预提供技术援助。社会组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著名的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结果优先倡议”指导27个州、10个县使用证据和定制工具,如成本效益分析,为其政策和预算流程提供信息,并将资金直接用于能够为纳税人投资带来回报的有效项目。
高质量项目需要高质量的数据提供保障,依据高质量数据进行目标人群基线分析、项目监测评估和成本收益计算。美国联邦教育部及其他部委、州或地方政府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提供有关美国教育状况的完整统计数据;教育部及各州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中学追踪调查数据库,跟踪儿童或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完成学业后的就业经历,对于确定特定人群和目标结果的基线研究很有用;美国劳工统计局长期收集各种横向、纵向数据,可用于基线研究。
四、启示与借鉴
近年来,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增加,教育成为公共支出规模最大的项目,教育支出的绩效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长期重视教育投入规模却忽视了对财政投入应该产生的结果、教育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和考核,财政投入与结果评价基本是脱节的。有的政府部门根据惯性分配资源,在对所资助项目的成果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年复一年的资助同一计划。目前,教育财政改革重点正从注重投入数量到支出结果导向转型,政府相继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等文件,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美国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政策对我国提高教育财政绩效管理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推动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教育财政改革,科学准确按教育支出效果进行拨款,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实现积极绩效问责的最佳途径。随着我国对教育项目产出的监管实现常规化和制度化,预算绩效管理的重点应该从项目投入到支出效果转移,基于证据的资助模式将成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实现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的重要参考。我国对已有项目,可建立项目基础数据库,汇编有关成本和绩效的综合数据,作为证据匹配的基线数据库。将已有类似研究成果作为证据,为项目证据水平排序,按照证据水平决定保留或取消现有项目。对于新项目,可以按照证据水平予以资助。申请机构必须报告项目的证据基础、研究基础、有效的做法或最佳做法的模型,建立确保实施保真度的监测系统,并确保结果可衡量、可评估,以此作为证据严格程度的依据。
(二)建立教育项目监测及效果评估机制
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方法建立在严格的评估基础上,通过评估估算项目的经济效益,为财政拨款和资源分配提供重要依据。我国要实施循证干预资助政策,还须以强大的基于数据分析的评估能力为支撑。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开发项目评估工具,系统、透明地评价支出项目,积极帮助联邦政府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预算管理创新。伴随循证资助政策推进,美国政府更加重视项目评估并配备资金支持。ESSA规定,必须预留ESEA相关项目经费的0.5%用于评估(除了个别条款)。我国在执行预算管理过程中,绩效激励约束作用不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尚未建立,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预算绩效管理不重视政策、项目的评估及应用,也缺乏严格评估所需基础和能力。因此,未来亟待建立教育项目效果评估机制,可成立中央管理与预算机构,推动地方政府以证据为基础的项目决策,建立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跨部委及各级政府数据链接,指导地方政府提升内部评估能力,培养大批掌握评估方法和数据收集分析技能的人才,提高评估专业水平及在政策、项目评估中的应用能力。
(三)加强教育证据基础设施建设
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是一项基于数据支撑的财政干预策略,其实施离不开特定的政策环境和实施条件,包括强大的研究基础、技术条件和数据平台。循证研究为干预提供“最佳”证据,是实施预算绩效循证管理的根本基础。美国联邦教育部鼓励并投入循证教育研究,建立各级各类循证教育研究成果资源库。联邦政府拥有高质量数据库,州政府、地方政府积极建立教育证据资源库和数据库,高校、研究机构构建了循证理论并提供实践技术援助,社区、学校和家长已逐步形成了循证文化,为高质量的循证投资提供了必备的硬条件。我国可以从鼓励、支持教育循证研究入手,探索各级各类教育实践及项目干预措施,逐渐积累证据资源。以政府为主逐步建立数据“基础设施”,向公众开放,供政府、各级利益相关者及循证教育研究者使用。鼓励跨部委和各级政府链接高价值管理数据,用以评价重要政策和项目的绩效,同时注重保护隐私。如,美国大学记分卡通过将教育部学生资助记录与财政部税收数据联系起来,比较高等教育机构成本和价值,从而为学生和家庭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逐步培养并形成循证决策的理念与文化,增强政府进行系统测量和教育监测的能力,跟踪成果形成过程,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预算决策。
(公众号排版限制,参考文献请见纸刊。)
● 引用本文
武向荣.大数据时代美国教育预算绩效循证管理改革创新[J].比较教育学报,2023(05):54-65.